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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封建士大夫下的政治,聊文吏和儒生、礼治与法治在争论中的发展

导语

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等级划分,赋予了士大夫们高贵的头衔。实际上,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之中,“士”或“士大夫”这一群体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,而如果把政治和文化结合起来看,就尤其如此。士在不同的时代,有着不同的社会面貌,比如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和侠士,此后有两汉的儒生,中古的士族门阀,直到唐、宋、明、清通过考试的学术官僚……不一而足。尽管其面貌因时代而不断发生着变异,但这一阶层的基本特征却是基本不变的。就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功能而言,他们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。

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形态,自汉代以后,也可以说就是一种“士大夫政治”。这种政治文化形态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,并构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今天笔者就带领大家一起看看封建士大夫政治在文吏和儒生、礼治与法治的争论中的发展一、封建士大夫阶层在“礼”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出现。

要解读封建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脉络,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什么是“士”,士的阶层包含哪些人,他们在社会中居于哪个层级以及其他相关问题。

如果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,语言学家们经过考证,在古代就得出了可靠的结论:士字的本义,就是指成年男子。而士这个字,又和王者的“王”字有着紧密的联系,两个字之间不但样子长得像,而且还有同形的可能性。在金文中,两个字就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观察在甲骨文或者金文中的王字,那是斧头的形状,斧钺在中国是王权的象征,同时又是军事权力的象征,因为斧头是可以拿来砍人的,不听话就砍了。从这一点来看,与王字相近的士字,天生就和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自然,封建士大夫阶层,或者说士阶层,也与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士的兴起,和军事脱不了渊源。《周礼》这部经典提到,“作六军之士,执披。”意思就是组成周朝六军的,都是士,这些人装备精良。而《礼记》说周武王攻破殷商之后,“将帅之士,使为诸侯。”这就是说武王让身为高级指挥官的士们做诸侯。恩格斯曾经指出:“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,这就是扈从队制度……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,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,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,而他对他们亦然。”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著名论断,不仅解释了士的军事起源,还解释了士与统治者之间在政治、军事乃至人身上紧密的关系。总的来讲,士在早期阶段,是由军事首领和贵族官员们组成的。

后来,士被赋予了行政官员的身份,开始具体负责国家政务,不再是单纯的贵族了。这一点我们不再多说。我们着重谈一谈士的文化身份。《谷梁传》中提到了四民的划分,即士农工商四民。古代的学问家们将士民注释为“学习道艺者”,或“德能居位”的人。德能居位也就是具备足够任职的素质。这里的德不完全说是道德,而是指素质尤其是知识文化素质,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上古时期的士,就已经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色彩,他们必须是一个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,而且他们的文化知识不是用来进行纯学术研究的,他们也不是自由学者,而是作为官僚集团的预备军。在周代,当时的贵族子弟都要幼年入学学习,此时他们叫做“学士”,身份介于官民之间。等接受教育完成,他们就要随时准备“受命居位”,加入统治集团了。士的这一来源,揭示了他们的文化身份,正好与前面士的军事和政治身份构成对应。可以说,那个时代的士,就是社会文武双全的中坚了。

关于封建士大夫们的政治文化传统,阎步克教授用一个“礼”字来概括。礼是什么意思呢?它不是我们今天讲的“礼物”或者“懂礼貌”之类的意思,而是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规范,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就在礼的制度规范下运行。

具体来讲,早期的礼,是起源于原始习俗,再发展为祭祀和登基之类的国家典礼,尔后范围逐步扩展,即所谓“五礼”:吉凶宾军嘉。吉礼和凶礼顾名思义,是用于庆贺和吊唁的规范,宾礼主要是外交和政治礼节,军礼用于战争,嘉礼主要是庆贺日常生活中可喜的事情,比如婚礼、宴会等等。

礼治的政治文化传统,是和封建士大夫的活动方式与阶层特点分不开的。礼这种精致的社会规范,介于纯粹的道德习俗与法律之间,是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代表着“乡俗”,他们的社会由一个个小型的地缘血缘共同体构成,即小型的乡村,每个地区都遵从不同的习俗。而统治者则尝试用一套政令去管理广大的乡村地区,他们的统治方式即“法治”。而封建士大夫阶层,就借着这个“礼”的制度背景,在其中沟通着普通老百姓和统治者,一方面,统治者要依靠士大夫阶级实行统治,另一方面,普通老百姓要依靠士大夫传达社会群体的呼声,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讲,士大夫们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。而且,他们既可以说是统治者,也可以说是老百姓,其地位是在不断变化的。比如,在统治集团中他们被叫做“官绅”,而如果退休以后,就叫做“乡绅”了,这一称呼的变化,就能揭示出他们社会角色的二重性了。二、士大夫政治中“礼治”与“法治”两种争论此消彼长,最终合流,在意识形态上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基础。

礼治来源于儒家思想,孔孟的学说最先提出这个概念。阎步克教授认为,“礼治”的精义,在于君道、父道和师道的三位一体,而这种三位一体,又表现为尊尊亲亲的观念。即在政治道德上,要尊尊,即尊敬君主,或者说尊敬应该尊敬的人。

在伦理道德上,要亲亲,即亲近亲属,或者说亲近应当亲近的人。儒家的社会划分比较简单,士农工商是职业上的划分,而道德层面的划分是君子-小人-禽兽,用一套礼治的道德标准来把社会划分为不同层级。阎步克教授把与“礼”相适应的政治角色典范,定位为“君子”,他们是“尊者”“亲者”与“贤者”的合体,从而自然就拥有掌握政治权力的基础了。

但是,由于儒家的社会层级划分过于简单,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化逐渐复杂,新兴的商人阶层开始崛起,没落的旧贵族不再占据领导地位,所以在春秋末年就发生了礼崩乐坏。同时,战国时期的君主们愈加关心争霸之类的事情,对儒家的道德主义学说失去兴趣,因此,儒家在战国时代就暂时没落了下去。取代它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。

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法家的法治思想。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一个概念,就是此法治非彼法治。我们今天经常讲法治中国,法治社会一类的概念。今天的法治,是一个政治概念,也是一个法律概念。它的大致含义可以理解为“法的统治”,即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都要遵守法律,并且用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以保护公民自由。但法家的法治不一样,它的含义是“用严刑峻法来统治”,也就是说把法律具体化为打在老百姓身上的皮鞭,用法律的暴力机器来维持国家运转。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。

我们来聊聊法家关于法治的一些看法吧。在政府的组织结构上,法家认为要采用中央集权制度,并且用分层的科层制来分配政治资源。郡县制就是这个观念的最好体现,所有的地方政府长官都要服从中央,并且有严密的层级制度。在行政规则上,法家认为必须制定系统的成文法规来规范行政行为。比如韩非子就认为法律应该是“编著之图籍,设之于官府,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”先用成文法的形式把规范固定下来,再由官府执掌,最后公布给社会,这样谁犯了法,就是知法犯法,必须要接受惩罚。这就排除了礼治中间的人情因素。

此外,在政治哲学上,礼治是相信人性本善的,相信法律的教化作用的。但法家不信这一套,这也是它和礼治最本质的分歧。礼治相信人性本善,从人性本善可以推论出一系列良善的道德品质,比如因为我们天生是善良的,所以会同情弱者,会宽恕他人,会仁爱,会讲义气,等等。但法家看来,这些都是不可计算也不可控制的东西。正如阎步克教授所说,“人固然有可能洗心向善,但行政却需立足于禁人为恶。”道德教化靠不住,所以必须用严刑峻法,让老百姓害怕。礼治认为君主自己要努力,加强道德修养,官员也要修德,最终打造出尧舜那样的贤君圣主,这样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。法家不这么看。“使中主守法术,拙匠执规矩尺寸,则万不失矣。”哪怕你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君主,只要遵从法治,就能治理好国家了。阎步克教授认为,法家的法治学说,代表了当时封建政治向专制官僚政治过渡这一变革。

在战国之后,法治和礼治仍有此消彼长。法家思想之中的秩序崇拜、权力哲学、国家主义和君主专制理论,对秦帝国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。这一时期,法家思想占了上风。但是,由于过分地实行严刑峻法、过度的使用民力等原因,秦帝国很快就灭亡了。这让汉朝统治者在汉初对法家厌恶不已。汉初的策略,基本上是黄老之术,修养生息发展经济。而到汉武帝时期,法家和礼治才逐渐合流,形成了儒表法里的局面。这一合流,是和儒生与文吏这两个角色的握手言和分不开的。三、士大夫政治中儒生与文吏两重角色经过分合,最终合流,在人事上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后备力量。

我们已经提到过,在周代,士就是学习道艺者,学习各种文化知识,并且从事简单的政治活动。那时候的国家,还不像我们今天职能这么完善,大多数行政工作都很简单,而且还有宗教成分在里面。阎步克教授指出,在周代以后,社会生活的复杂化,导致了政府行政事务的日益复杂化。这些行政事务包括军事、司法、收税以及人事任命。这些非常专业的任务,需要军事专家、司法专家和行政专家来完成,原先的儒生,再也不能完全胜任这些工作了。这样,就必然有一种专门的功能性人才出现,以弥补儒生的不足。这就是吏。

儒生当然是懂礼乐的士,也就是属于士大夫阶级,但吏未必如此。吏仅仅只有政治角色,他们被定义为“治人者”,而没有在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上给出要求。吏的最初来源可能是史官,史官们负责记录历史,并且掌握国家的典章制度,这些制度久而久之演变为法律,成为帝国行政的命脉,那么吏自然也成了法律专家,而从士中分离出来,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阶层。可以说,他们身上的政治色彩,要远远大于文化色彩。

随着法治学说的兴起,文吏政治也同样兴盛。文吏政治兴起于战国后期的官僚化时代,那个时代,君主们通过变法,逐渐把国家带上正规行政的轨道,已经脱离了上古时期西周那种比较原始的政治架构,文吏阶层也随之兴起。变法中,最成功的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,文吏政治也在秦国发展的如火如荼。秦国是一个集权官僚制度的国家,同时实行一种军功爵制。军功爵制的核心是让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军功获得爵位,来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,这让秦国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。军事专制的发展,也就带动了官僚强制机关的发展,文吏也就随之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这样,秦国的变法,就为一个“君主—官员—庶民”关系重于一切的三元社会奠定了基石,而文吏在其中,就要充任官员的角色。

文吏政治的高峰在秦帝国出现。这和秦代细密的法律是分不开的。从今天的考古发掘来看,秦代的法律有好几十种,包括刑法、经济法、行政法和军事法律。其内容之庞大,必须要法律专家才能掌握。为了加强行政效能,秦代大量任用精于法律的文吏,君主本人,就像一个最大的文吏,《史记•秦始皇本纪》说,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。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,不得休息。”秦始皇每天都要批阅大堆文书。在职业文官这方面,秦的制度开了先河。

但是,秦的覆灭,也表现出了文吏政治的一些局限性。首先,文吏政治过度的压抑了社会上的道德传统,比如坑儒就是一项。这在秦地还可以实施,但在被征服的东方六国,这就很容易引起变乱。因此,所谓“坑灰未冷山东乱”,叛乱就是从山东六国爆发的。其次,官僚政治有一种“把一切社会要素纳入行政式统制之下的天然倾向”,这就正好迎合了帝国统治者的权势欲望。但是,脆弱的小农经济是承受不了这么大规模的折腾的,因此,秦的败亡,文吏政治要负责。

西汉初年,由于秦亡的教训,对于文吏始终采取相对压制的态度。但在汉武帝进行独尊儒术的改革以后,礼治成了意识形态,法治成了行政原则。整个社会在一种儒表法里的状态下运行着,由文吏和儒生构成的专制官僚体制逐步形成。但这个体系最终固定下来,儒生和文吏最终合流,阎步克教授认为是在东汉。

儒生与文吏合流,首先是文化背景上的合流。在汉代,儒家学者的学术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,开始逐步接纳法家思想,并且把视野转向行政事务。单纯的经学已经不受重视。然后自然就是政治素质上的合流,儒生们开始努力学习行政知识,略通经文,又懂得公务,成为了亦儒亦吏式的人物,非单纯之儒生,但也非单纯之文吏。这时,他们的形象已经与孔子时代那种只会弦歌绕梁的儒生不一样了。

最后,文吏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之下,又不得不开始转习经文,向儒生群体靠近,比如当时的著名酷吏张汤,就曾经为了审案而参考《春秋》和《尚书》。到东汉时期,这种合流已经基本完成,汉帝国在官僚选任上建立起了完善的制度,而经术、法律同时学习已经成为时代的风气。从此,也就奠定了士大夫政治的人事基础,一直影响着古代的中国。四、总结

第一个要点是,封建士大夫阶层在“礼”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出现。士的起源,与军事密不可分。后来的士,逐步具有多重身份,包括军官、贵族、行政官员,在文化上,士也具有优越地位,因此他们成为了社会统治的中坚。士大夫们作为特殊的阶级,自然也要有礼这样的社会规范来体现他们的贵族色彩。礼包含了方方面面的社会规范,而礼治的政治文化传统,是和封建士大夫的活动方式与阶层特点分不开的。

第二个要点是,士大夫政治中“礼治”与“法治”两种争论此消彼长,最终合流,在意识形态上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基础。礼治来源于儒家思想,“礼治”的精义,在于君道、父道和师道的三位一体。但是,礼治的道德主义哲学,在战国时代不再吃香。法治随之而起,它试图建构一个严刑峻法的官僚制社会。在秦朝灭亡以后,法治也跌入尘埃,直到西汉独尊儒术之后,两者才逐渐合流。

第三个要点是,士大夫政治中儒生与文吏两重角色经过分合,最终合流,在人事上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后备力量。在周代以后,随着国家事务日趋复杂,专门的功能性人才出现,以弥补儒生的不足。这就是吏。吏的地位逐渐上升,在秦代达到顶峰。秦代以后,儒生开始崛起,但儒生也注意学习行政管理事务,相对的,吏也对经文日趋关心。在东汉时期,儒生与文吏最终合为一体,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人事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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